中共“五大”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许白昊高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推进党的建设力促工运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勇敢挑起为党执纪监督问责的重任，忠诚、干净、担当、献身始终伴随着他披荆斩棘奋勇前行，他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第一届纪检监察人的铁血忠魂。
一、扬清激浊为党鼓呼
1921年10月，他在《劳动周刊》上，向世人描绘出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美好社会是：“青翠的山，碧绿的原。光华灿烂，锦绣河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22年农历新年，他与李启汉、沈雁冰、李达等100余人，在上海市内以发送贺年卡、散发传单等形式，别出心裁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同年4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劳动团结易，劳动组织难》文章，引导工人群众真正组成自己的工会。
建党前后，不少知识分子试图用空想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许白昊结合上海大中华纱厂所办的工读主义，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主义者应该认清的教训》以示警醒。1922年6月，他回到武汉，筹办了《劳动周报》、《真报》等，把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办成宣扬革命思想的阵地。为从二七大罢工失败中振奋起来，1925年6月，他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呼唤民众：“潦倒吗？挫折吗？不怕！不惜！求只求广漠的宇宙，昏愤的众生，能为我们的歌唱而觉醒。”并向世人坚毅地喊出：“我愿淌干眼泪，洗净大千世界，我愿洒尽碧血，参透昏聩人生”。
五卅惨案发生后，吴佩孚在武汉整军经武。许白昊当即从汉口发出《武汉工人遭受的厄运》一文，无情地揭露其压迫残害民众的罪恶。5月16日，硚口英美烟厂因无故开除工人而引发工潮，驻汉英领事强硬要求当局立即拿办工潮背后的共产党人，许白昊当即直面进行了批驳。针对工潮中一些厂主、资本家胡作非为并大量散布所谓阶级调和论调，他立即发文进行了无情的痛批。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社会上敌对势力纷纷造谣惑众，许白昊进行了公开的阐释以正视听，并召集2500余工人开会，澄清外界所传流言蜚语。25日，许白昊与向忠发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署名启示，批驳敌对势力散布谎言，呼吁各工友切勿轻听谣言，以免中了反动派的诡计。1927年8月，许白昊奉调上海。他在10月份立即发起反对工统会运动宣传月，使上海遭受大屠杀后滑入谷底的工运迅速得到了升温，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正向大范围扩展，重新夺取革命政权的条件已然成型。
二、兴党除恶强健队伍
1922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首提《惩戒工界虎伥案》，并获得一致通过。同年6月，他组织发动了汉阳钢铁厂大罢工，针对工贼韩老三与黑恶厂主勾结破坏罢工，许白昊提出了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口号，迫使厂主接受了工人开出的全部条件。并于当年秋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汉阳组，将一大批工人骨干、学运领头人吸收到党和工人队伍中来。他到武汉半年后，党员发展到30多人，有工会组织30多个，会员已达5万余人。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一些变节投敌分子不时诱捕陷害党及工运负责人。许白昊一面将此情况秘报党中央，一面迅速做好防范、转移、隐蔽工作，并发动工人只要工贼露头就群起攻之，使坏分子无藏身之地。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开除已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立场、严重违反党纪的原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骨干领导成员郭聘伯、郭寄生、陈天、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的党籍。1925年5月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出了铲除工贼的决议，其中原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主要领导成员杨德甫、张纛、余友文、郭寄生、郭聘伯、张恩荣等名列其中。本次劳动大会上，许白昊当选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他回到武汉后，亲自写了一本《工贼与工团联合会》的小册子，以阻止工贼祸害更多党的同志。尤其是对罪大恶极的郭聘伯等叛变投敌分子，坚决于1927年春在武汉被执行枪决。1926年10月10日，由许白昊主持宣告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到年底，全省正式成立的工会达341个，有组织的工人近30万人。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秘密指使倪弼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许白昊立即指示湖北全省总工会发电声讨，质问蒋介石“以此反动行为，与军阀统治上海天津何异？”。同时强烈要求正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实行最高权威，严重究办”。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倪弼“免职查办”，并登报答应赣州工人请愿的条件。5月17日，蒋又策动军阀夏斗寅公然倒戈进逼武汉。许白昊调集工人纠察队、工运讲习所学员等，密切配合叶挺部队，一举击败溃军。在劳资争斗仲裁中，许白昊坚决地制裁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资本家、黑心厂主，经他推动发布实施了《湖北工商联席会议宣言》，实现了从劳资仲裁到工商联合的重大转变。1927年5至6月，全国铁路工人、邮务工人代表大会，世界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等相继在武汉举行。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世界关注的焦点。
1927年8月，许白昊奉调上海。他利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留下的枪支，组建了一支武工队，救援了一大批从南昌、广州起义撤退回上海的革命者。武工队还专门镇压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叛徒、工贼以及逃亡到上海的恶霸地主。不到半年，参加罢工的总人数已恢复到革命蓬勃时的状态。
三、殚精竭力整纲肃纪
1922年1月，许白昊赴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开幕当天，由许白昊等八人联名，就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代表资格问题，抗议大会审查委员会不顾代表们的反对而坚持给予黄凌霜表决权，坚决伸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追求革命严明政治纪律的原则立场。同年5月，全国“一劳大”在广州召开，许白昊被推选为大会审查委员会委员。其间，他与蔡和森一起参加了青年团一大，许白昊被推选为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后来接续召开的全国第二、三、四次劳动大会上，他均被推选为大会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他参与了对党的系列决议案的讨论修改制定工作，实现了在第一部党章中首设“纪律”专章。
在中共湖北党的初创时期，许白昊一直担任着中共武汉区委秘书一职，他及时如实地向中央报告本区委监督执纪情况。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委会议上着重引用了武汉党组织对党员监督管理所报告的情况，即武汉党组织在《汉口地方报告》中也批评指出：“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针对此类情况，党中央于当年11月下发了21号文件，要求加强党务工作、严明组织纪律。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又发出题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许白昊一面忙于迎接北伐军克复武汉的准备，一面及时研究布署反贪工作，如实查处了湖北襄阳农会主席黄虎月私分没收的土豪财物等贪污案件，并将查处情况密报党中央继而通报全党。
1926年9、10月间，他参与制定了全国总工会所颁布的《各县或独立市工会组织法大纲》。1927年1月初，许白昊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一代会”中所作报告特别提出：扩大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强健各部的职能；多派特派员到各基层工会督导工作；严格整顿各工会组织纪律的具体措施；制定各工会完善经济用途和经济管理的七项规定；建立完善坚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统一组织；指导湖北工人今后经济斗争的八项决议等方案，获得全会代表的一致举手通过。武汉店员行业是许白昊关注的重点整肃行业之一。1927年2月8日，武汉店员工会发表了《整饬工会纪律宣言》，提出了严整纪律的六条规定。20日，许白昊出席了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30多项决议，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纲领》。3月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又提出了严肃工会纪律21条。5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拟定出《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至此，湖北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进入了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
党的五大闭幕第二天，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许白昊的工作重点不得不转移到维护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上，尤其是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如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担任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未履职尽责，直至夏斗寅部发动叛乱。党中央会同监察委员会给予包惠僧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在1927年6月，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萧人鹄因配合北伐军作战不力，也给予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并审慎稳妥地处理了王基永等党员干部的问题。1927年下半年，许白昊指导湖北省委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监察委员会，从此湖北有了专司党内执纪监督之责的专门机关。
同年8月，许白昊遵照中央指示秘密来到上海，他与邓中夏、郑复他同志一道，改变了党在白色恐怖下活动的方式，又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机构、职责纪律和秘密活动制度，将党组织和工运队伍恢复到革命高潮时的状态。1928年2月，他参与制定部署了《全国总工会目前总任务议决案》和大会宣言等文件。17日，正当他秘密召开上海总工会各区负责人会议贯彻落实时，由于叛徒告密，他当场不幸被捕。6月6日，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
四、孝廉自守无我为党
许白昊出生在湖北应城城南杨湾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许宗模，膝下有四女三男，三个儿子中，许白昊排行老大。早年，许白昊还在武汉求学时，他写给家人的信中坚决地表示：“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不但自己不得为下流之人，并且愿教训中国已入下流之人。自当勉力，决不愿落于人后”。
在许白昊的影响下，两个弟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时期都先后牺牲在外。许宗模因思念儿子曾经两次坐船到汉口，但仅有一次见到了许白昊。临回家前，许白昊塞给他一些路费，当许宗模买好车船票后，发现剩下的钱仅够喝一杯茶水。其实当时，许白昊已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手里掌握着大笔革命活动经费，但他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挪用。在工运举步维艰的时刻，许白昊告书家里，许宗模看到儿子有需要，毫不犹豫地卖掉了部分田产，帮儿子筹集革命经费。许白昊还不时派党的同志来家乡组织指导工运，可落脚点总是安排在老父亲家，当事情完成后，老父亲都会想方设法为前来的同志助足回去的路费。老父亲直到临终前，也没有见到在外的三个儿子。许白昊自离开家直到后来牺牲，从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往家寄过一分钱，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一个孩子，幼小时由于辗转奔波不幸夭折。
1927年8月，许白昊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指示，他立即赶往医院将刚生完孩子的妻子送回乡下，就急忙赶往去上海的行程。作为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的他，临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将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一并交给接任者。不久后，听湖北的同志说这笔经费在使用中发生了问题，他心急如焚，马上和项英、刘少奇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清查这笔款项的下落，一定要要给全省工人同志一个清楚的交代。1928年1月22日，许白昊又一次与项英、郑覆他联名致信党中央，就党的建设及中国革命之前途等重大问题，要求党中央在召开“六大”前夕，充分听取和收集基层各党组织、各同志对于大会之意见，供大会决策之参考。2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许白昊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用坚定的言行影响着周围的同难；想方设法营救陈乔年但未获成功；秘密建立起与中央联络的狱中特别党支部。6月6日临刑前，狱中的同志问许白昊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泰然自若地叮嘱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将来出去继续革命工作。”随着一阵枪响，许白昊倒下了他那不屈的身躯。兑现了他“为众生而努力，为众生而牺牲”的庄严承诺。
五、竭忠尽节严守秘密
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许白昊在汉口德润里不幸被捕。军警当局连夜酷刑相加，他视死如归。后用专车押往洛阳由吴佩孚亲审数次无果，被判决十年监禁。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获出狱。遵照中央指示，他又重新杠起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大旗。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公然发布所谓第一号“通缉令”，许白昊赫然名列其中。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又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许白昊临危不惧，全力协助中央做好人员转移、疏散、隐蔽工作后，于8月初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1928年2月17日，由于判徒的告密，许白昊正在出席上海总工会召开的秘密会议时当场被捕。
在龙华监狱里,敌人在许白昊身上用尽了一切残忍的酷刑，他仍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从不露半点党的机密。他秘密建立起狱中特别党支部，还制订了识别叛徒的标准以统一思想，其中保密纪律是最要的一条。为了防止革命队伍里的软骨头出卖同志、出卖党的机密，狱中特别党支部还特地写成诗秘密传递警醒、抨击和嘲讽那些意志不坚定者。1928年6月6日，蒋秘令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将许白昊秘密杀害于龙华的荒野。
（撰稿：许振斌 湖北省应城市税务局）